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是以数据、算法、算力为核心要素，以智能体（AI Agent）为关键载体，以重构知识创造与转移方式为深层机制的新经济形态。当前，智能经济正在系统性重塑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全流程。深入理解并主动塑造这一新形态，对于我国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赢得未来国际竞争主动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时代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智能经济跨越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体系在规模扩张、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下积累了雄厚基础，但也面临成本上升、效率瓶颈、资源约束等深层次矛盾。智能经济的兴起，不是对现有产业体系的修修补补，而是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动力系统。它通过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算法模型的优化能力、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了智能基因。从时代意义看，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至少回应了三大现实呼唤：
一是回应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迫切需要。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而智能经济正是以知识、数据、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驱动生产率跃迁的主战场。人工智能对隐性知识的挖掘与转移，使得个体经验转化为组织智能的速度呈指数级增长，这种“技术平权”效应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普遍提升。
二是回应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智能经济恰恰通过产业组织的深度重构——企业小型化、平台生态化、人机协同化——推动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共生，为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了可行路径。
三是回应了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现实关切。智能经济一方面会推进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但同时也通过算力网络、远程协作、数字平台等手段，让中西部地区和县域经济得以接入高水平的产业分工体系。如何让智能经济的红利更公平地惠及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因此，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绝非技术层面的锦上添花，而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抉择。只有深刻认识其动力机制，才能在实践中精准施策、行稳致远。
二、深刻认识智能经济重塑产业体系的三大动力机制
智能经济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赋能，并非简单的效率提升，而是通过三大深层动力机制，驱动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
第一，新要素驱动增长机制。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算力成为新基础设施，算法成为新生产工具。智能经济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要素协同为核心，通过要素优化配置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人工智能通过学习与转移人类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难以言明的隐性知识，正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创造和扩散的路径。笔者与合作团队最新关于AI应用于销售组织的田野实验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助手能够将优秀销售人员的客户洞察与沟通策略转化为可共享、可学习的显性知识，使新员工、中低水平员工的绩效分别提升超过20%、16%和20%，而工作时间却大幅缩短。这种技术平权效应，让长期积累的个体智慧加速转化为组织的集体能力，极大释放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
第二，产业组织深度重构机制。智能经济正在改变企业的边界和市场的形态。当人工智能从“对话”进化为“行动”，产业组织的逻辑正在被重写。一方面，市场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使得企业组织更趋小型化、灵活化，敏捷响应市场变化。另一方面，平台经济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催生出智能体贸易（Agent Commerce）等新模式。智能体不再是简单的聊天工具，而是进化为能够理解复杂意图、自主规划步骤、跨应用调用工具的智能同事和数字员工。它重塑了人货匹配的逻辑，从人找货或货找人模式迈向需求即交付，极大拓展了电商和服务业的增长空间。同时，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推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智能时代实现更高水平的融合共生。
第三，经济空间格局优化机制。智能经济对空间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远程协作与AI技术降低了部分信息传递成本，使部分服务可以远程提供。另一方面，由于创新活动高度依赖面对面的思想碰撞和复杂隐性知识的交流，大城市作为“创新之城”和“流量之城”的集聚效应随之被放大。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推进着空间价值的分化，也催生了更多满足个性化、小众化需求的长尾市场。这要求我们既要发挥超大城市的创新策源功能，也要通过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特别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建设，让智能经济的红利更公平地惠及不同区域。
三、准确把握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本质上是主动适应三大动力机制，使其从自发演进转向自觉建构的系统工程。围绕“要素激活—组织重构—空间优化”的底层逻辑，需要在“十五五”时期精准施策、协同推进。
第一，聚焦新要素驱动机制，构建数据、算力与隐性知识转化的基础底座。智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将数据资源转化为知识资产，将个体隐性经验转化为组织智能。为此，必须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这不仅包括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和算电协同工程，更要构建高质量、场景化、可流通的数据要素市场。当前需重点关注两类数据：一是过程性数据，即封装了优秀从业者决策逻辑、操作流程的行为数据，这是训练智能体会办事的关键养料；二是多模态感知数据，这是具身智能理解物理世界的接口。要加快建立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机制，鼓励平台企业、链主企业开放场景、沉淀数据，形成数据驱动—模型迭代—能力提升的正向循环。同时，深化开源生态建设，降低中小企业应用大模型的成本，让要素红利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第二，聚焦组织重构机制，以智能体应用重塑产业生态与市场边界。当人工智能从“对话”进化为“行动”，产业组织的逻辑正在被重写。一方面，要大力拓展规模化应用场景，推动智能体在工业制造、商业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落地生根。鼓励制造业企业引入AI同事，重构研发设计、生产调度、供应链协同等环节；支持平台型企业与第三方智能体探索意图对接式合作，让智能体成为用户意图的精准传感器，将外部智能体从流量争夺者转化为增量创造者，在博弈中形成新的价值分配模式。另一方面，要敏锐应对组织形态变化带来的治理挑战。当软件趋于隐形化、企业趋向小型化、人格化，反垄断监管的重点应从市场份额转向行为规制，防止AI超级入口滥用权力拒绝交易或选择性交易，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于金融、医疗等高风险领域的智能体应用，要加快建立算法监管沙盒，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探索人机协同的责任边界。
第三，聚焦空间优化机制，在集聚与扩散的张力中重塑区域发展格局。智能经济不会消灭空间，而是重新定义空间的价值。要顺应“流量之城”持续集聚、“创新之城”高度依赖密度的客观规律，支持中心城市率先打造智能经济策源地、场景试验场，发挥其在新赛道布局中的引领作用。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弥合区域鸿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推动东部算力需求与西部绿电优势相结合，形成“东数西算”的升级版；通过5G+工业互联网的覆盖，帮助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接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让长尾市场的活力在更大范围内释放。值得注意的是，线上线下互补非但不会消解空间价值，反而加剧了高品质空间的价值分化，能够提供沉浸式体验、面对面协作的物理空间将愈发珍贵。这要求城市更新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频共振，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未来社区与智慧商圈。
第四，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开放竞争中锻造智能经济的韧性。智能经济的三大动力机制均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要坚定不移支持企业构建“全球双跨”发展模式——境内深耕研发、服务场景落地，境外对接高端市场、融入全球生态，在服务贸易新形态中抢占新高地。同时，针对关键技术、核心算法、规模化数据的跨境流动，完善精准化的负面清单管理，既防止恶意规避监管的“洗白”行为，又避免因噎废食、束缚企业全球化步伐。在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将我国在智能硬件、应用场景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标准制定与规则博弈的制度性话语权。
以智能经济新形态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是“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唯有深刻把握智能经济的底层逻辑与动力机制，在要素激活、组织重构与空间优化三大维度协同发力，方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产业根基与创新动能。
（作者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学术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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